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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元帝的永光改制是怎么回事?汉元帝为什么要修改宗庙制度?【图】

作者:admin     时间:2020-08-10 08:37:27     来源:互联网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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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曰:“国之大者,唯祀与戎。”中国历史上,从商周起,就格外重视祭祀礼仪。帝王们的祭祀之事,更是国之大事。汉朝以“孝”治天下,历代皇帝,谥号皆有“孝”字,如孝惠帝、孝文帝、孝景帝等。作为“孝行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祖先祭祀的宗庙制度也十分繁复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按照周礼,曾设天子七庙制度,汉承秦制,七庙制度也被继承下来,但汉朝是极富创新的王朝,宗庙制度与秦朝相比,还是有很大的不同。

汉初期与中期的宗庙制度

西汉王朝前期、中期的宗庙制度分三种:京庙、郡国庙、陵庙。

汉十年(公元前197年)秋七月,太上皇崩,葬万年。八月,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。

汉高祖刘邦是在父亲去世后,才草创汉朝宗庙制度,而身为人子,即便是贵为天子,也依然要对父亲表示孝敬,不但长安要建太上皇庙,各诸侯国也要如此。

汉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四月,刘邦在长乐宫中去世。《史记》载:

“丙寅,葬。群臣皆曰:高祖起微细,拨乱世反之正,平定天下,为汉太祖,功最高。”上尊号为高皇帝。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,以岁时祠。”

刘邦去世后,承袭的是太上皇庙的制度,建京庙,建郡国庙。汉惠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等六位皇帝,也依照此种制度建庙祭祀。为先帝还要立陵庙,并且皇后、太后的陵园内也要建陵庙。这种情况下,至汉元帝时,西汉王朝在长安城,共建立了8座京庙:太上皇庙一座,七位皇帝庙。加上郡国庙,总数达到了167座;陵庙则达到176座。

西汉帝陵及后陵皆有寝殿,这种寝殿是建在陵庙后面,“宗庙前制庙,后制寝,以象人之居前有朝,后有寝也”。而“庙以藏主,寝存衣冠几杖象生之物”。

驾崩的帝后,陵庙中存放着神主,也就是牌位,而寝殿里,则存放着死者生前的衣物、案几、手杖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。中国人讲究“事死如事生”,这种设置,也是体现了传统的生死观。

此时,西汉的宗庙制度还是比较随意,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。

“汉承亡秦灭学之后,宗庙之制不知周礼,每帝即世,辄立一庙,不止于七,不列昭穆,不定迭毁”。

每天都要在寝殿的正殿进行祭祀,就像是给活人提供的一日三餐供应不断,日常酒扫不能缺少。每年四次在偏殿进行祭祀。每月至少两次在陵庙里进行祭祀,全年不少于二十五次祭祀。每月要有人抬着先皇的衣冠,在园寝中进行巡游,就好像活人出行一样。

每一次的祭祀,都不是简单地摆放几碟供品,拈几柱香这么简单,还必须要伴有乐舞。

“高庙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;孝文庙奏昭德、文始、四时、五行之舞;孝武庙奏盛德、文始、四时、五行之舞”。

汉元帝的“永光改制”

西汉初期与中期的宗庙制度比较混乱,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昭穆不分,而且没有迭毁。

什么是迭毁?就是按照儒家有关礼制规定,“天子七庙,诸侯五庙”,宗庙之内所列先祖是有名额限制的,当人数超过定额时,就将除始祖外,最远的那位祖先神位迁出宗庙,移入祧庙。

汉元帝时期,特别重用儒生,一改西汉王朝“霸王道杂之”的国策,而完全用儒生,行周礼。在这样的朝堂环境下,儒臣们自然会拿宗庙制度不合礼法说事儿。

但毕竟周代遥远,周礼的真实内容,谁也没有权威的说法,能令所有人信服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形:永光四年(公元前40年)汉元帝召集儒臣们,前后商议很多次,忽而“一祖一宗三亲庙”制(一祖:汉高祖;一宗:太宗汉文帝;三亲: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),忽而“一祖一宗五亲庙(一祖:汉高祖;一宗:太宗汉文帝;五亲:汉景帝、汉武帝、汉昭帝、皇考、汉宣帝)。此处的皇考,特指汉宣帝的父亲,也就是汉元帝的爷爷。

经过反复讨论,汉元帝拍板采用“一祖一宗五亲庙”制度,并且所有皇帝的郡国庙一律废止不用。

这便是“永光改制”。

永光改制的原因

“永光改制”的出现,浅层原因是儒臣当朝,儒学兴起,渐占统治地位,厘定宗庙制度是必须要做的国体大事。汉元帝既然“柔仁好儒”,改制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。

然而,在“永光改制”的背后,还隐藏着深层的原因:西汉衰落了。

历史上,立国达百年的王朝都有“周期律”:草创初建、发展渐强、盛世辉煌、日移西斜、落日沦坠。西汉也不例外。

汉武帝时期,西汉王朝国力达到盛世,也可始呈现巨大的社会问题:土地兼并,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,汉武帝采取的“打击豪强”措施,也无法阻止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,昭宣时期,采取“与民休息”之策,还是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。豪强地主的实力越来越强,皇亲国戚牵涉其中,关系盘根错节,利益错综复杂。皇帝根本无法跟他们说“不”。

这种现象,在汉元帝时期更加严重,他柔仁有余,威武不足,喜欢德教,而放松法纪。试问利益易得之时,天下豪强、朝中重臣,有谁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皇帝的“德教”?

在国家衰落的时候,经济必然出现困难,而按照西汉前期、中期的宗庙制度,仅祭祀祖先的耗费,就相当惊人。

“一岁祠,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,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,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,养牺牲卒不在数中”。

在国力大衰的时候,祭祀带来的财政压力,已然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,令西汉政府有些吃不消。

“永光改制”适应了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,对缓解西汉的财政压力有益处,但它依然无法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。四十多年后,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,西汉不可避免地灭亡了。